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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跟父亲下南乡

发布时间:2021-01-19 作者: 朱少华 阅读次数:8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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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淮河以北的人所谓的“下南乡”,就像山东人“闯关东”,陕西人“走西口”一样,虽然是一种谋生,但实际上和逃荒要饭也差不多。只是这个“下南乡”要比“闯关东”、“走西口”近的多,更容易得多。有的“不习惯”或“混不上饭”,攒攒劲两天也就回来了。在我的家乡鲁口子,“下南乡”就更近了。一条淮河就在我们身边经过,淮河以北以旱粮为主,一季小麦一季大豆。而淮河以南就产稻米,就能天天能吃上大米干饭了。因此,那时候淮河以北的“北方老侉”,要想挣钱吃上大米干饭,就要“下南乡”,到“南蛮子”的地界谋生。不仅能挣到钱,也就能吃上“精米细面”了。
  那时候我只有七八岁,我们家是城里的下放户,父母原在县城里的剧团工作,全家下放农村,别说不会什么谋生手艺,连农活都干不利索。每到开春“青黄不接”的时候,一些邻居们就盘算着“下南乡”了。父母很着急,但又没有办法。后来父亲听说剧团的一些演职员们,都在靠唱戏“刷街”串门子,据说也能赚一点白米。有人就怂恿父亲,你不当过多年的编导?会不少书,还会唱。拿把二胡“下南乡”唱书去,也比在家里守着强。父亲听后咬咬牙决定去一趟试试,不行再回来。为了博得同情,最好带一个孩子。父亲就问我可愿意去?听说那里能吃上大米干饭,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
  第二天一早,父亲把一把二胡装进布袋里,斜挎在我的身上,自己则背着被褥和一些衣物,收拾停当,母亲又把我们送出了老远。听父亲说,在“南乡”的一个村子,有他的一个“亲姑老表”,我们就奔着他家去的。还说他家也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,就是我的“小老表”了。到那过后,我们是住在“老表”家里,所以父亲嘱咐我凡事要让着人家,不要和人家小孩“磨牙”。我一一记牢。走到鲁口集镇上,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根“油果子”,我吃“油果子”,父亲则吃了一个从家里带来的红芋面窝窝头,喝点水,又继续赶路了。从鲁口子这里过河,就一直向漫无边际的南方进发了。
  吃过了早饭,又吃过了午饭,我实在累坏了,也走不动了。就问父亲,可快到呢?父亲看着我笑了笑说:“这才哪到哪呀?怎么,走不动了?”我咬咬牙坚定地说:“能!”父亲说:“我到前面再问问,大概差不多了”。其实,父亲的这句话已经说过好几遍了,他也问过几个路人,而每次总对我说,快了,再过两个庄子就到了。我知道父亲在骗我。就是这样,我们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当我实在迈不开步子的时候,父亲就背起了我。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黑的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父亲的背上睡着了。等我被父亲放下来,看到父亲擦着满头大汗,但高兴的说:“我们到了,到你表叔家了”。
  表叔家就是一般的农民家庭,家里三间土坯房子,本身有儿有女住的就有点紧张,一下子冒出我们爷俩根本没地方安顿,好在表叔不仅热情,脑子还很灵活,因为农闲,跟生产队长一商议,就让我们父子在打谷场上的一间库房里住下,不仅让我们在打谷场吃住,这里也成了父亲的唱书场。库房里收拾一块地方,铺上稻草,就成了我们爷俩的床铺,晚上,表叔又给父亲送来了一把小竹椅,一瓶开水,一个马灯。父亲一一摆好。最显眼是在屋子的正中间还摆着一个空空的笆斗,开始我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等到“社员们”三三两两的进来围着父亲的小竹椅席地而坐,后面的有蹲也有站,还有几个妇女。父亲拿出二胡,定了定弦,就开场了。
  父亲唱的是一部传奇书目,叫《罗园下山》。说一气唱一气。而唱的就是淮河岸边盛行的“四句推子”。届时,我父亲已经很多年不唱戏了,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唱书,留心听了一会,听着听着竟然就入迷了。而当书里的故事发展到紧要关头时,父亲却放下了二胡端起了茶碗。而表叔仿佛得到了父亲的暗示,拿起那个笆斗,就对众人说,一人一碗米,一毛钱,或一个鸡蛋,随便给,就当要饭要到你家门口了。马上再唱。众人虽然一阵吵杂,但好在这里的人们都是那么的平和,又仿佛早有准备一样,一个一个的走到笆斗前,将随身带的大米、鸡蛋还有五分一毛的零钱放进去,米和钱的收取还没结束,有人就急不可耐了:“别吱声,唱了”。
  开初几天唱的是《罗园下山》,随着人员越来越多。父亲的书场延伸的时间也越来越长,开始我还能够有兴趣听书,到了后来因太困索性倒在地铺上呼呼大睡了。一开始我们一天三顿都到表叔家吃饭,人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,后来父亲“有钱了”,就买了酒,和表叔吃饭时还会喝上几杯。父亲把收到的大米全给了表叔,表叔不要,父亲就让他给我们先攒着,等我们回家的时候再带上。后来随着父亲又唱起《王天宝下苏州》、《十把穿金扇》,特别是《杨家将》的时候,这个打谷场上的小书场简直沸腾了。曾经有两个小伙子,因为他们一个姓杨,一个姓潘,就因为杨家将还大打出手。还有一些农村妇女,一部《王天宝下苏州》,听一晚哭一晚。最后还是这里的一个长辈出来呵斥:“要哭回家哭去!你爸死了还是你妈死了?哭不完了?”
  后来这里的庄户人几乎形成了一种规律,人们走着坐着都在议论父亲说书中的人物,而吃过晚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怀揣着一碗米,或一个鸡蛋、一毛钱及五分钱到打谷场去听书。而随着听书的人多,一人有过去的一碗米,变成了全家一碗米。再后来这个生产队为了照顾社员,大米全有生产队包了。这个生产队包,其他生产队又不愿意,后来就变成这里的一个大队全包。有米,一晚上还给两块钱。这些米钱在今天看来无所谓,而在物资短缺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不仅“了不起”,更是“太了不起了”。
  一天晌午,我和父亲正在表叔家里吃午饭,门外忽然传来一阵鼓乐声,陪我们的表叔对父亲说:“刷街要饭的,说不定你们还认得呢!”表叔起身朝门外打发要饭的。父亲也好奇的朝门外张望,这一望看到了门外的一男一女,虽然衣装褴褛,但浓妆艳抹,男的抚琴,女的拿着手锣,父亲一下子愣住了,只见父亲站起身来踉踉跄跄的朝门外走,并喊了一声“老余”,而门口的那一对男女看到父亲也愣住了,女的竟哭了起来。表叔一问才知道,这两个人原来是我的父母原县剧团里的同事。都是非常有名的地方戏演员,尤其是这个女的,专攻青衣,是我母亲多年的搭档,没想到现在竟沦落成了“刷街要饭”的了。怎能不让人伤悲?
  表叔一听也非常同情,又去买酒,将这对男女请到屋内一块吃饭喝酒。父亲和那对夫妻相对无言,只是默默的垂泪。父亲后来说,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一个县剧团的专业演员会沦落到这种地步,自己在这里拉二胡唱书,已经够丢人的了,可好歹还有一个打谷场。而他们这样的“刷街”,和逃荒要饭有什么两样?表叔也是不住地叹息。最后,表叔端起一杯酒对我父亲几个人说:“要我说,你们也别走了,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,有俺们南方人一口吃的,就不会让你们饿着”。从这天晚上开始,打谷场上的库房里,又多了两个唱书的。因为有男有女,唱罢《王天宝下苏州》,又有了《大宋金球记》《王华买大》等,库房里坐不下了,就干脆放在了打谷场上,后来又有一些下放的艺人赶来加盟,甚至堂而皇之地唱起了大戏,这里的打谷场更加热闹了。
  就这样,跟着父亲“下南乡”的日子过去了几个月,眼看天气变暖,小麦发黄,我们也该回乡了。在临别的时候,父亲把在这里唱书所得的两麻袋大米因为无法搬运,全让给表叔表婶了。每个人只带了一小袋。现钱大家也分了一下,虽然很少,但在那个年月,足可以贴补一下家用了。送别的时候,大人送大人,小孩送小孩。“小老表”拉着我,依依不舍,送出了老远,临别时对我说:“等我长大了,就到北方找你,当不成王天宝,俺就当杨宗保,说不定俺还能捡到十把穿金扇呢!一句话不仅说笑了在场的人,也让我对这位几十年都没见过面小“老表”印象颇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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